清朝往往是一个残暴、强力，喜欢军事和刑罚镇压的形象，但实际上清朝的对内军事镇压能力，是非常可疑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，方便大家有个直观印象。

　　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，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准备起义。本来打算是八月十五举事的，结果因为大家要过中秋节，推迟到二十八日。

　　这时候，清朝有禁令，民间结社超过二十人，就是死罪。各种教派，也是严密监管的范畴。由于谋事不怎么谨慎，要造反的消息传的很广，当地县令知道之后，就试图准备抓捕。然而据当代人的研究，县令的反应甚至没有对起义时间造成太大影响，因为禁令根本管不住人，大家也不怎么怕县令来抓。

　　起义之前，军师梵伟（好像是个僧人）为王伦做出战略规划：

　　1.济宁防御不严密，而且此时因为淮河水灾，难民很多。应该急速攻击济宁，焚烧粮船，截断漕运，用粮食收拢流民。

　　2.听说大小金川在造反，而乾隆此时在出巡，应该派人去京城，打探情况，择机突袭京师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民间，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愚昧闭塞，一无所知，相反，一些人士很了解各地的发生的大事，而且对于战略格局有十分清晰的认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王伦等人执行时出现问题，不够果断彻底，未能完成计划。实际上这并不是见识问题，反而是指挥能力问题了。

　　二十八日，王伦集合手下六七十人，攻打附近的寿张县。

　　寿张县有七十名绿营兵守卫，发现有人进攻，一大半都“闻风溃散”。此时驻守县里的是游击将军赶福，听说消息之后急忙逃走，去张秋镇求援。城里的千总孙云龙带着两名士兵，外委（武官名）韩永忠带着四名士兵，匆忙赶来，遭遇六七十人的义军，又赶紧逃走，先跑到范县，后来也跑到张秋镇求救去了。

　　义军从府库缴获白银三千两，粮草三千石，发给众人使用，以及充作军资。（清军后来搜查，发现首领没有藏银）

　　王伦的教派不大，弟子一共就五六百。还有四百多人在其他地方举事，之后才汇合。加上其他来投的人，到九月二日，聚集了士兵和民众千人以上，开始北上攻打阳谷县。

　　阳谷县一个守卫士兵都没有（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还是跑了），知县也不在，被义军轻易占领。

　　这时候，赶福已经喊来援兵了。附近的兖州镇是当地的重要驻军地，兖州总兵惟一（名字就叫“惟一”）率领450名士兵，前来支援。清军和义军在阳谷县南门交战，清军大败，赶福被当场击毙，惟一带着败兵一路逃回张秋河。此战清军步兵被全歼，只有骑兵逃离。

　　莘县把总杨兆立，从兖州镇调防阳谷，与义军交战，被击毙。阳谷县丞刘希焘驻守阿城，闻讯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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