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地位的反转：

　　经济的发展，在改变话语权（哪怕是“沉默的话语权”）的同时，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。

　　当代研究者发现，在明清时期，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。对这一问题而言，影响的主要对象，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，而是中下层文人。

　　按理说，中下层文人有总结、整理道德要求，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，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。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，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。

　　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“悍妇”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。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“松（江）之悍妇，不能枚举”。

　　目前的研究，一般认为，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。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，我个人觉得，另一方面，也和江南文人，或者说知识群体，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。

　　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，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。

　　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，明清时期，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，知识阶层继续扩大，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。

　　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，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。

　　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，这无疑是个好事，说明教育更普及了。但经济水平的下降，意味着在家庭内部，优势也在下降。尤其是这一时期，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，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。

　　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，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，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，影响并不大，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，主要还是看产业，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。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、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，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，影响就非常明显了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。在社会下层，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，但这些规则，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，在社会下层，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自己都不认为，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。

　　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，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，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——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，但连小地主，都经常无法脱产，需要维持“耕读”的生活。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，更是如此。

　　我们之前也论述过，很多时候，一个组织、一个学说，观念会不断变化。而这种变化，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，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，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。这种变化，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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